主和派。
恭王和李鸿章,比之慈禧,见识更广,也更加开通。他们主和,一半出于对内外形势、敌我力量的正确评估;但另一半,这两个人,也各有各的问题。
如果没有庚申、辛酉的变乱,恭王会一直被他四哥压着,永无出头之日。我们无法揣测恭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,但可以肯定,对英法犯境、明园被焚的感受,恭王和他的两个嫂子,必然大不相同。
另外,自黜落复出以后,恭王锐气大失,遇事畏首畏尾,敷衍了事。年纪愈大,这个情形愈严重,到了后来,颓唐萎靡,甚至连军机处都懒得去了,有事就在府中办理。当然,所谓“办理”,亦不过身在其位,有的事情实在躲不过,胡乱塞责而已。
这样的一个人,要他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”,怎么可能?!
原时空,光绪十年,即1884年,恭王第二次被黜落。时值中法战争,恭王和慈禧政见不合,慈禧主战,恭王主和,对“上头”交办的事情毫不起劲,阴奉阳违——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,最关键还是恭王萎靡不振,遇事推诿,什么主张也不肯拿出来,慈禧一忍再忍,终于忍无可忍。
而李鸿章,是地道的功名利禄之士。这并不是说,李少荃做官做事,就不为国家谋;但摆在第一位的,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。前文说过,原时空,李鸿章打完捻子,便再也不愿意领军作战了。他对办海防、办水师很有兴趣,但对把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实战,自始至终,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。
在李鸿章的眼中,一旦开战,打烂的,都是他自己的瓶瓶罐罐。
李鸿章最关心的,还是借办海防、办水师之机,扩大自己的势力;同时在其中上下其手,为个人获取最多的利益。
李鸿章办实业,也差不多是这个路子。
李鸿章对“报仇雪耻”神马的,一定是没有兴趣的。因为,那不是他自己的仇,不是他自己的耻。
原时空,有这两位做领袖,“洋务运动”终究不能成功,其实并不稀奇。
真要和外国见仗了,这两位,一个是见困难就让,一个则根本不想打仗,怎么可能不“主和”?
特别是在敌人看起来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。
原时空,晚清的对外战争,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滑稽的局面:主战最力的,都是保守派,既不知己,亦不知彼,只擅空谈;真正的聪明人,见识广的,脑子开通的,有本事的,都往后躲,都一味主和。
到了不能不开战的时候,两派之间,不但不能精诚合作,还互相拆台,彼此掣肘。先不说军队的战斗力了,单是主事者如此一副德性,这仗,如何才能打得赢?
了解了原时空的这些情形,我们便更能了解,本时空,领袖中枢的关卓凡,既锐意改革进取,又执念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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