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会疼痛。连带着整个部门跟着丢脸。丢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脸,打击面太宽,难免使人起狐悲之念。遭受池鱼之殃的许多人地位重要,其中还有立场和己方接近的,不利于建立“统一战线”。
可如果不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所。当众对孙东谋“下手”,威慑力就不够。
詹事府就是这样一个不过不失、恰到好处的场所。
钟王来办这个差使,几乎是最好的选择。近支郡王的身份,对外可以强调,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。同时,年纪轻,办这种差使不算.份;年纪更大、地位更高的王爷,未必肯办这种差事。
还有,钟王口齿伶俐便给,如果换了别的人,比如醇王,就算肯干这个差事,分量也更重,可是说话结结巴巴,气势上未免不足,效果就没那么好了。
当然,加皇上“兵事”、“洋务”功课的折子是醇王上的,不能由他自个来骂人。
孙东谋其实没有什么背景,真正有背景的人,反倒站在后面,观风望色。
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倭仁,以自己同为“弘德殿行走”,有瓜田李下之嫌,从头到尾,一言不发。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荫,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:支持醇王;但是,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,“诸公请自行其事”。
所以,这个事情,从一开始,反对派就没有一个主心骨。没有大树可以依靠,行动起来,自然犹犹豫豫,瞻前顾后。
等见到朝廷的疾声厉色,清楚再做仗马之鸣的后果,便偃旗息鼓了。
这一关,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。
关卓凡认真分析,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,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:
因为美国平叛大捷,这个时候,也即1865年前后,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,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,已经不一样了。
原时空,国人的心态,是失败者的心态;本时空,国人的心态,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。
关卓凡以为,原时空的排外,除了观念的守旧,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“应激反应”,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。
因为恐惧而抗拒,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、交流,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,维持本体平衡,构筑防护罩,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。
“套中人”,其谓也。
或者叫:“排异反应”。
其实,中国的保守,大多数时候,只集中于“制度”层面;“器物”层面,对外一向是开放、包容的。
中国的器物文明,兼容并蓄,有无数的外来因子。这个传统,直到明末,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。
晚明的士林,对“格物”、“火器”、“兵学”,都有浓厚的兴趣。后人很难想像,那个时候的儒生,居然有许多人醉心“设计火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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