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来了,你还在画刀的图样么?
只能抄近路,走捷径,除此别无他法。
另一个偏差,是钱。
万事都有成本,一万两银子花在这里,就不能同时花在那里。此时的朝廷,财政疲弱,勉力凑起一些钱来办洋务,若是再投错了地方,则损失的又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。
不管是现在的安庆军械所,还是未来洋务派所兴建的一切企业,做出来的东西,从来都没有逃脱过四个字的考语——质次价高。
从现在直到数十年后,无一例外。
也就是说,十两银子可以买到的洋枪,自己做的话,单是成本就要二十两;十万两银子可以买到的洋舰,自己做的话,单是成本就要二十万两。
更不要说做出来的枪炮打不准,做出来的舰船跑不快这些事情了。自己国家生产出来的枪炮,不止一次被自己的军队拒绝列装,像李鸿章,就曾一次姓退回了五千支仿制的林明敦式后膛来复枪,而不得不继续寻购质优价廉的洋枪。
本来是想“有事可以御侮,无事可以示威”,结果于“御侮”一项上毫无佐助,变作只剩下示威的效用——这些枪炮,用之于内,对付菜刀棍棒当然可以,一旦面对西洋军队,就不免原形毕露。
本来钱就不多,结果耗在这些虚好看的事情上,弄得更加左支右绌,这不是拿一顶“民族工业”的大帽子就可以遮盖得住的。
每思至此,关卓凡不能没有感慨,民族工业可以办,但绝不能这样办。
这不是菲薄古人,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这些身负大才的人,虽然已经尽了力,但既囿于见识,又羁縻于这个[***]体制的限制,实在也难以做得更好了。
这条路子,真的错了。
不过在关卓凡来说,这样的想法,难与人言,否则多半要被说成——“看人挑担不吃力,你来试试?”
那……我来试试。
关卓凡心想,一百多年后的那一场变革,果然值得好好琢磨琢磨。
曾纪泽、徐建寅、华蘅芳三个,对广方言馆的事务极是上心,在接风宴上,便有不少新鲜的想法提出来。到了第四天,不惟馆址已经选好,而且跟刘郇膏和利宾,已经把初步的章程拿出来了。
“利先生实在是帮了大忙!”以三品按察使衔任广方言馆总裁的曾纪泽,高兴地将章程初稿呈给关卓凡,“特别是教习这一块,全靠他的奔走联络。”
“我可不敢掠人之美,”坐在一旁的利宾打趣道,“不过说真的,看到劼刚兄几个的劲头,连我都动心,想到你的馆里谋个教习之职。”
广方言馆的教习,打算华洋兼用,但以洋人为主。曾纪泽初到,对洋场的情形还不甚了了,因此洋教习的聘请,是利宾帮着他在做。
“好极了,”关卓凡笑着接过稿子,一边翻一边问,“馆址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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