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:结案的奏折一经拜,立即告病挂冠,且既不等朝廷允准,也不回京复命,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。
可以想见,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,但被迫做违心之语,内疚神明,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
刺马一案,上上下下,曲意弥缝,证明了一件事情:凶犯的背后主使,一定是朝廷不能、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――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,他所代表的势力,更是朝廷不能、不敢与之翻脸的。
如此一来,谁是这个幕后主使,便呼之欲出了。
关卓凡以为,嫌疑最大的,有两个,一个是曾国荃,一个是黄翼升。
湘系中,曾国荃的地位,自然高于黄翼升,不过,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“政治觉悟”的,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,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,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,如此一来,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。
所以,扒拉来,扒拉去,黄翼升的嫌疑最大。
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,对湘军的散兵游勇,如马新贻之“抓住了,该枷的枷,该杖的杖,该明正典刑的,明正典型”,那么,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,而且,这个可能性,还是很大的。
前头已经说了,江宁的情形,本时空的洪绪元年,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,并无实质性的不同。
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。
湘军屡加裁撤,台面上的武力,较之轩军,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。
但是,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。
马新贻是怎么死的?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,那一天,例行校阅之后,步行回署――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,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。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,张文祥突然闪出,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。
一边是校场,一边是总督署,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、传令官、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,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?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!
张文祥其人,仔细想一想,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。
身手的迅捷凌厉,尚在其次,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,思之令人惊心!
这个“死”,不是“引颈一快”那么简单,如果上了刑场,其所被者,是千刀万剐,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――这一层,张文祥受命之初,必是明了的了。
而且,这个案子,凶犯一定要有切实的口供,一定要明正典刑,才算了结,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,所以,张文祥被捕之后,不能自杀,不能瘐毙――张之万、魁玉的担忧,根本就是多虑,因为凶犯的幕后主使,根本就不要“杀人灭口”――张文祥必须上刑场,熬那痛苦无比的“鱼鳞剐”,这一层,受命之初,他应该也是明了的。
还有,虽然事实上未对张文祥动刑,但可以想见,事前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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