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的事情,虽然劫匪没有戴“大帽子”,可也没有蒙面,不少人都认了出来,所谓劫匪,就是湘军的一班散兵游勇。
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,不论从哪方面考量,散兵游勇的目无法纪,都是绝对不能再放任下去的了,必定要穷究根治,只是,怎么个“穷究根治”法儿呢?
照曾国藩说的,“抓住了,该枷的枷,该杖的杖,该明正典刑的,明正典型”?
曾国藩嘴上这么说,心里大约也确实是这么想的,未必是口不对心,可是,真的可以这么做吗?
可以自然是可以的,只要杀的人足够多,散兵游勇的气焰,终究是压得下去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,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、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,“激出更大的变故来”,但是,要说湘军余部,真会走去扯旗放炮,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毕竟,目下的中国,已不比原时空,掌握压倒性武力的,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。
问题是――
赵景贤不晓得,曾国藩也不晓得,关卓凡却是晓得的,原时空,有一个“刺马案”在那里摆着。
留意一下时间线:
原时空,同治三年,即一八六四年,湘军克复江宁;同治七年,即一八六八年,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;未足两年,同治九年,即一八七零年,马新贻遇刺。
本时空,由于关卓凡的介入,同治二年,即一八六三年,湘军克复江宁,较原时空,提前了整整一年;洪绪元年,即一八六八年,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,距江宁克复,将近五年,这个时间点,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,即一八六九年――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。
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,就是“抓住了,该枷的枷,该杖的杖,该明正典刑的,明正典型”。然而,他得到的,是透胸一刀;而且,含恨长逝之后,刺马的幕后主使,逍遥法外,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。
有人认为,“刺马案”的幕后主使,就是曾国藩本人,关卓凡以为,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,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,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。
但是,“刺马案”一定是有幕后主使的;这个幕后主使,一定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――这两点,却概无异议。
凶手张文祥,刺马之前,同马新贻既没有任何交集,便不存在任何私怨,因此,一定是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”――这是他自己说漏嘴的话――就是说,一定是受人指使的。
除此之外,张文祥的供词,来来去去,不过一句“我为天下除掉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”。
这自然是厚诬。
马新贻虽然是回教徒,却是自明初以来的山东土著,且十几代下来,进学、出仕,早就百分百汉化了;而且,他是“老教”,同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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